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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三)

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4-04-01

1927年8月—12月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粤赣湘边界地区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委,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等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那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一是高度重视军事运动。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因而,他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其二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对自耕农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这个建议符合当时湘、鄂、赣、粤一带土地情况,为日后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认识上的基础。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后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七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回到长沙。8月16日,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为委员。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策略。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称:“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

 

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五千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一千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举行秋收起义。9月底,中共琼崖(今海南省)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先后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定安、陵水、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进行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用苏维埃取代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上海,10月1日,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2日正式成立,由罗亦农负责。

 

10月15日唐澍、谢子长等领导陕北清涧起义。在敌人重兵围攻下,1928年初,起义失败。

 

10月18日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爆发,曾一度占领县城。后撤至黄花山、杏树峪开展游击活动。敌人两个团前来围攻,农民革命军突围后,转入秘密斗争。

 

11月1日中共豫南特委驻马店办事处负责人李鸣歧、马尚德(即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的八乡山等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中共黄麻特委和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保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翌年春江西万安、泰和、吉安、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吉安东固起义后,逐步形成东固根据地。

 

11月9日-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六万人减至一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许多损失,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下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国民党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市郊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为苏兆征(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起义者到粤北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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